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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时代同步――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章培恒教授
为配合学校今年师德师风建设,结合学习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可科学的重要讲话精神,本报记者日前特地采访了学界久仰的章培恒教授。去采访章培恒教授的时候,他刚出差回来,脸上还带着些微的疲倦。他工作一直十分繁忙,记者采访是在他两次出差之间短暂间隙中抽空进行的。
1954年,章先生从复旦中文系毕业之后就留校工作,至今已近半个世纪。章先生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学术名家。 不过,章先生本人对自己的介绍却非常简单,几乎是一言带过。但当记者提到《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时,他脸上立刻显现出一种很投入的神情。 由章培恒教授和骆玉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6年出版问世,这是第一部以人性的发展作为线索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打破了建国以来文学史的一贯模式。这套文学史出版之后曾获得上海市教育成果一等奖、国家教育成果二等奖,受到学界广泛的好评,被称为是“开创了文学史研究的新境界”。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文学史的编写要看作品是不是反映人民痛苦,是不是反映社会矛盾,这种观念是把文学当成了一种宣传性的东西,偏离了文学的本质,所以八十年代以章先生为首的一批学者开始着手编写新的《中国文学史》,旨在对建国以来文学史的模式有所突破。 章先生介绍说,文学是用感情来打动人的,人的感情是多方面的,人的需要也是多方面的,所以不能以作品是否反映社会矛盾等作为判断文学优劣的标准。一部文学作品打动人的范围越大、时间越久就越优秀。而作品中的感情之所以能够打动人是因为它与广大的人群在感情上有共同点,即体现了人性。长时期内,我们否认普遍人性的存在,认为所谓的普遍人性是资产阶级欺骗性的提法。但其实马克思本人确实提到了普遍人性,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人性本身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并非凝固不变的。
章先生还说,文学发展与人性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文学作品中的感情也是不断发展的;可以说文学发展的历史和人性发展的历史是同步的。第一次编写《中国文学史》就是想从这样的角度阐述此问题。 虽然《中国文学史》在出版之后受到众多好评,但至97年,章先生等人却再度着手编写文学史,对96年版文学史作了相当大的改动。 记者很奇怪为什么两次文学史的编写时间相距这么近,几乎是一出版就又开始了新的文学史的编写。章先生回答说,因为书出来以后,自己立刻发现对文学史的这种理解有点问题,另也有其他个别学者提出一些疑问。文学确实和人性联系在一起,但文学作品还有一个表达的问题,所以原来的文学史光考虑人性而忽略表达问题是片面的。既然发现了问题,当然就需要立即改正。这是学术研究中的实事求是。 正是遵循这种精益求精的做法,使得《中国文学史》在刚开始接受赞扬之时,就被推入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改写中。重新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将人性的发展与文学艺术形式、美学特征的演变相结合,更为深入、准确、客观地阐述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弥补了原先的不足。 编写文学史是一项大工程,但章先生并没有因此而停顿其他方面的学术研究,我们问他怎样安排时间的时候,章先生的回答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他说,其他的学术研究虽然会占用一定的时间,但也是必要的,而且对文学史的编写也并非是种阻碍,因为文学史本身是创造性的,只要有心,学术研究会相互启发、相互借鉴,比如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可以加深对明清文学的理解。 同时,章先生也向关心新文学史的读者表示歉意,因为工作实在太繁忙,所以一再地推迟了出版时间。现在,《中国文学史(新著)》上、中两册已经印刷完成,下册正在最后的定稿阶段,估计近期可出版发行。我们期待着章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的早日问世。 有关《中国文学史》编撰问题谈过之后,我们随即将话题转到当前学术领域的热点话题——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方面。目前学术领域存在一些不正之风,研究论文重量不重质,甚至抄袭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问到怎样在这方面要求或者说告诫自己的学生时,章先生的回答再次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他从来不会跟自己的学生说你不许抄袭别人的东西。在他看来这是不需要说的,一个合格的学生不会因为自己的导师没有提醒自己不要去抄袭而忘记这个最基本的要求,反之,一个想要抄袭的人也不会因为你告诉他不要抄袭就不抄了。 的确,一旦我们到了需要把“不许抄袭”作为一个口号的时候,说明学术界已经处于一个非正常的状态了,因为这原本是不必特别提出的,是否抄袭从来就不是评判论文的一个标准,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不算要求的要求。
只要是聆听过章先生课的学生都有这么一个深刻印象,他上课从来不带任何讲义或笔记,不论是阐释理论还是作品分析,似乎都存在他的头脑里,讲起课来虽不是洋洋洒洒,但却是严谨而极富启发。他的研究也并非局限于古代文学的范围,对现代文学同样有着很深的造诣,而他对于当代文学的了解与看法也常常会令人惊讶。或许章先生最令人佩服的是他深厚的学术功底,他的思想总是能和时代的发展保持同步。 |